荣格:关于心理治疗，我们能做些什么

在布勒霍尔兹见习的几年里，我的研究兴趣和研究方向被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难题所左右：“精神疾病背后究竟有怎样的机制呢？”

那时，不仅我不晓得，我的同事们也不会关心这种问题。精神病学老师们从不留意病患的由衷之言，只重视疾病的诊断、症状的描述和数据的收集。从稍后逐渐盛行的临床观点来看，患者的人格、个性都是无关紧要的。

因此，医生一遇到病患，便会对其进行一连串老套的常规诊断，记下症状细节，再不假思索地给患者贴上一枚诊断结果标签——多数情况下，事情至此就算大功告成了。至于精神病患者的心理状态，则压根儿不在考虑范围之内。

在这种背景下，弗洛伊德的有关癔症和梦的心理学基础研究，便让我感觉如同遇到了贵人。他的观点为我指明了一种深入研究和理解个案的方法。虽然弗洛伊德是一位神经病学家，但他却把心理学引入了精神病学中去。

我仍然清楚地记得那时候令我极感兴趣的一个案例。

医院收治了一位患有“忧郁症”(Melancholia)的妇女，并按照常规护理程序对她进行了检查：既往病史、各种化验、体格检查等。她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，用当时的术语叫作“早发性痴呆”，并且预后不良。

这位女患者刚好就在我们科室。起先，我并不敢质疑这一诊断结果。毕竟那时我尚年轻，又是个初学者，本不应该贸然提出不同的见解。但是，这个病例实在是太奇怪了。我能够感觉到，她所患的并不是精神分裂症，而只是一般的抑郁症，这促使我决定使用自己的疗法。碰巧，我正致力于诊断性的联想研究，便借机给这位女患者做了一次联想实验。此外，我还同她讨论了她的梦。

用这些方法，我成功地揭示了她的既往病史中未曾澄清的经历。这些从无意识中直接获得的信息，讲述了一个忧伤凄凉的故事。

这位女患者在结婚前曾认识过一位男士，他是一位富有的工厂主家的少爷，在当地颇受姑娘们的青睐。由于她颇有几分姿色，便自信有很大机会可以俘获他的心。可是那位少爷看起来并不怎么喜欢她，她只好另嫁他人。一晃5年，一位老朋友登门造访，与她谈起往事。他告诉她说：“你结婚的事情，真够你那位某某人(即那位工厂主家的少爷)受的。”正是此刻，她的抑郁症萌生，几周之后便招来了祸患。

她先后给4岁的女儿和两岁的儿子洗澡。由于她居住的乡下水源并不是很卫生，所以喝的虽然是泉水，但洗澡和洗衣服用的都是肮脏的河水。在给女儿洗澡时，她看见女儿在吮吸洗澡用的海绵，却没有加以制止。她甚至给儿子也喝了一杯脏水。当然，她这样做完全是无意识的，或者只有一半意识，因为当时她的头脑已被早期抑郁症的阴影覆盖了。

不久之后，抑郁症的潜伏期结束之时，她的女儿已染上伤寒夭折了。女儿可是她的掌上明珠，儿子倒没被感染。这个时候，她的抑郁症便进入了急性期，继而被送进了医院。

通过联想测验，我发现她其实是一个谋杀犯，还了解了很多她的秘密的细节。真相立刻大白，这正是她患抑郁症的充分理由。这本质上是一种心因性错乱，而不是一例精神分裂症。

那么，关于治疗，我们能做些什么呢？到这时为止，该患者一直被处以麻醉剂来对付失眠，同时还被监视以防止自杀。不过，除这些之外就没有任何举措了。她的身体状况亦颇为良好。

我碰上了这样的问题：我应不应该开诚布公地与她谈谈呢？我该捅破这个脓疮吗？我面对的是前所未有的道德责任的冲突，我要回答一个难解的道德问题，而且唯有独力去解决它。要是去问我的同事们，他们很可能会警告我说：“看在上帝的份上，这种事情千万不要跟她讲。这会让她的病情每况愈下。”但是我想，效果很可能会正好相反。

一般而言，心理学几乎没有明确的规则。一个问题可以有多种答案，这取决于我们是否把无意识因素纳入考虑。我很清楚我在这件事中要承担的个人风险：如果病患的病情恶化了，我也会陷入窘境！

虽然如此，我还是决定采用这种孤注一掷的疗法。我把在联想测验中发现的一切皆如实相告。可想而知，这么做会让我多么为难。直截了当地指控一个人的杀人罪行可真非同小可，对那位必须听取和接受这个指控的人来说也是一场灾难。但结果是，两周之后她出院了，并且再也没有复发过。

我对同事们绝口不提这个病例，也有着其他的原因。我担心他们会议论纷纷，或惹起法律事端。当然，他们并没有对这位患者不利的证据，但这样的非议很可能会给她带来极坏的影响。命运已给了她足够多的折磨了！

在我看来，她应该回到生活中，用一生去赎罪，这样才更有意义。她出院时，是背负着沉重的思想负担离开的。她不得不背负这个负担。失去了孩子已经让她够恐惧了，她的救赎在她得了抑郁症、被监禁在医院里时已经悄然开始。

在精神病学中，很多情况下，病患是带着一个没有说出的、无人知晓的故事前来就诊的。在我看来，只有在调查过其完整的个人经历之后，治疗才算真正开始。那个不为人知的故事是病患的秘密，是把他撞得粉身碎骨的巨石。若能知道病患的秘密，我就找到了治疗的线索。

医生的任务是探究如何才能找到线索，只考察有意识的素材往往是不够的。有时，可以用联想测验来打开局面；分析梦，或与病患长期保持颇具人文关怀的交流都可以。治疗的对象永远是整个的人，绝不仅是症状。我们必须深入研究完整人格问题。

1905年，我在苏黎世大学担任精神病学讲师。同年，我也成了精神科门诊的主任医师，我持有主任医师的职位达4年之久，到了1909年，我因无暇他顾而不得不辞职。4年间，我的私人诊所规模日益扩大，所以医院的工作便兼顾不过来了。不过，我仍任授课职位至1913年。

我讲授心理病理学、捎带也会讲一些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的基本原则，以及原始心理学。我教授的就是以上科目。头几个学期，我的课程主要是讲催眠，也会讲到让内和弗劳努瓦的理论（让内（Janet Nerrel)，1859-1947，法国心理学家、精神病学家。弗卢努瓦(Flournoy)，瑞士心理学家。一中译者）。后来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，逐渐变成我讲授的主要内容。

1910年的荣格

在催眠课堂上，我会给学生展示如何催眠一些病患，再对其个人经历寻根究底。有一个病例，我至今记忆犹新。

一天，有一位明显有着强烈宗教倾向的中年妇女前来就诊。她58岁，拄着双拐，由女仆陪同。17年来，她因左腿麻痹而吃尽苦头。我让她坐进一把舒服的椅子里，请她讲述她的经历。她开口便讲个不停，又讲这一切是多么多么糟糕——把整个漫长的病史讲得万分详尽。我只好打断她，说：“好——我们没有时间了，现在我来为您催眠。”

我的话音未落，她已闭上双眼，陷入了彻底的恍惚状态之中。根本无须催眠！我吃了一惊，但并没有打断她。她继续滔滔不绝地讲着，还讲到了最引人注目的梦——那此梦境表现了她对无意识有相当深刻的体验，只是数年后我才领略到这一点。当时我想当然地认为她是进入了某种谵妄状态。这种情景让我越来越觉窘迫。在场有20个学生，我本来打算给他们示范如何催眠啊。

这样过了半个小时，我又一次想唤醒她，她却不肯醒来。我感到惊慌失措，忽然想到，可能是我无意间刺探到她潜伏的精神病了。我花了整整10分钟才把她弄醒。我始终没有让学生们看出我心里的紧张。

这位妇女醒来后，看起来一副头晕眼花、大惑不解的样子。我对她说：“我是医生，这里一切正常。”此时，她忽然大叫：“我痊愈了！”便弃掉双拐，能够行走自如了。我窘得面红耳赤，但仍向学生们说：“如今你们看到催眠是多么神通广大了吧！”实际上，我压根不晓得刚刚发生了什么。

这个经历是促使我放弃催眠的原因之一。我不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，那个妇女却真的被治愈了，并兴高采烈地走了。我请她随时通知我她的情况，因为我估计最迟24个小时后她就会旧病复发。但是，她的病再也没有复发过，尽管我满心狐疑，也只好接受了她已经痊愈的事实。

第二年夏季学期的第一节课上，她又出现了。这一次，她申诉的是背部的剧痛。而且还说，背痛是最近才开始的。自然而然，我问自己，这是否会与我恢复上课有某种关联呢——也许她在报纸上看见了我的课程通告。

我向她询问背痛开始的具体时间和缘由。她既不能回忆起曾发生过什么事，也做不出任何解释。终于，在我的引导下，她提到了她的疼痛正好发生于某天她在报纸上看到课程通告的时刻。这虽然证实了我的猜想，可我仍想不通那奇迹般的治愈是怎样发生的。

我又一次对她施以催眠——也就是说，她再次自动地陷入了恍惚状态——醒来后她的背部就不痛了。

这一次，我在课后把她留住，以便更多地了解她的生活。结果发现，她有一个智能低下的儿子，正好在我所在的科室里住院治疗。我对此毫不知情，因为她用的是她第二任丈夫的姓，而那个低能儿子是她与前夫所生。

她只有这一个儿子，自然希望他能是一个才华出众、事业有成的人，所以，他尚年幼时就得了精神疾病，对她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打击。那时，我是位年轻的医生，刚好符合她期望中儿子的形象。她热切渴望能做杰出人物的母亲，于是就相中了我。她视我为她的儿子，到处宣扬我奇迹般地治好了她的病。

我在当地获得了“巫师”的绰号，实际上是她的功劳。我有了第一批私家病患，也是受惠于她的四处宣传。我的心理治疗实践竟始自一位把我当作其精神病儿子的替身的母亲！自然，我向她详细解释了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。她很好地接受了整个事实，她的病从此再未复发过。

这是我第一次真正的治疗经历——不妨说，这是我所做的第一次分析。我至今清楚地记得与这位老太太的谈话。她真是个聪明人，还为我认真地对待她和关心她们母子命运的举动感激不尽。我的治疗的确对她有所帮助。

刚开始时，我在私人诊所里还是采用催眠疗法，但很快便弃之不用了，因为使用催眠疗法只会像摸黑行路一般。你永远也不知道病情的改善或治愈能维持多久，在这种不确定之中工作，我总觉得良心不安。我也不喜欢独自断定患者应该怎么做。我更为关心的是从患者本人那里获知他天生的倾向将把他引向何处。为了达到这个目的，我必须仔细分析梦和无意识的其他表现。

在1904-1905年间，我在精神病诊所成立了一个实验室，专攻实验心理病理学的研究。我收了几个学生，并带他们一起研究心理反应(也就是联想)。老弗兰茨·里克林(Franz Riklin，1878-1938，瑞士精神病科医生）是我的合作者。路德维格·宾斯旺格（Ludwig Binswanger,1881-1966，瑞士精神病学家，存在主义心理学领域的先驱，出身于精神病学世家）当时正在写他的博士论文，主题是与心理皮肤电效应(心理皮肤电效应相关的联想测验)，而我则在写《论对事实的心理学诊断》一文（此文发表于德国期刊《国际神经病学与精神病学杂志》，1905年，第28期，第813--815页）。

与我们合作的还有来自美国的作者弗雷德思克·彼特森(Frederick Peterson，1859-1938，美国神经病学家、诗人）和查尔斯·里克舍(Charles Ricksher，美国心理学家，是1911年纽约精神分析学会的创始人之一，纽约精神分析学会是美国最早的精神分析机构)等。这些论文都发表在美国期刊上。

正是这些有关联想的研究，让我在稍后的1909年接到美国克拉克大学的邀请——办讲座来介绍我的工作。与之同时，弗洛伊德也独立地获得了邀请。我们二人均被授予了“荣誉法学博士”的学位。

后排：亚伯拉罕·布里尔，欧内斯特·琼斯，桑多尔·费伦齐

前排：西格蒙德·弗洛伊德，斯坦利·霍尔，卡尔·荣格

联想测验和心理皮肤电的实验，是我的声名得以在美国传播的主要原因。很快，有很多美国的患者前来求医。我仍然清楚地记得第一批病患中的一例。

那是一位美国同事给我介绍的病患。他的诊断书上写着“酒精成瘾性神经症”，预后则是“不治”。那位同事估计我的治疗不会起什么作用，为了谨慎起见，他同时也建议该病患去见柏林的某位精神病专家。

这位病患前来就诊，我与他大略交谈了一番，便发现他患的只是一般性的神经症，但他对其精神上的缘由却一头雾水。我让他做了联想测验，结果表明，他正遭受强大的恋母情结的影响。

他出身于豪门望族，有个温柔可爱的妻子，生活得无忧无虑——这一切只是从表面上看来，他嗜酒成性一定有更深层的原因。酗酒是为了麻痹自己、忘掉难以忍受的处境而采取的绝望尝试。但这仅仅是徒劳罢了。

他的母亲拥有一家很大的公司，这位天资聪颖的儿子在公司里任领导职位。他真的早就应该摆脱母亲的压迫和束缚了，但他却鼓不起勇气辞去优越的工作。于是他只好一直受制于母亲，全因她在公司里留给他一席之地。每当他与母亲在一起，或在工作中不得不服从她的干预时，就会借酒消愁。

他心中的一个角落并不想离开这个温暖、舒适的安乐窝，便无视自己的本性，甘愿被财富和舒适所引诱。

经过短暂的治疗后，他戒了酒，并觉得自己已然痊愈。我对他说：“我不能保证，当你回到原来的环境中以后不会固态重萌。”他不以为然，神采奕奕地回到了美国家中。

一回到母亲的势力范围，他就又开始喝酒了。随即，他的母亲在瑞士时，特来与我商讨治疗办法。他的母亲是个精明强干的女人，但也是个地道的“权力控”。我清楚地看到了他与之抗争的对象，并意识到他没有力量去对抗她。他的体格亦十分纤弱，根本不是他母亲的对手。

因此，我决定采用不可抗力，背着他给他母亲开了一张医疗证明，大意是说酗酒已使他不能胜任他的工作了，并建议将他解雇。我的建议被采纳了——这自然让他怒不可遏。

在这件事上，我的所作所为确实不符合常规医生应遵从的伦理规范。不过我确信，为了患者的利益，这样做是必需的。

那他后来怎么样了呢？离开了他母亲以后，他自己的个性才得以发展，最终做出了一番辉煌成就——尽管……倒不如说正是因为我给他下了一剂猛药。他的妻子因此很感激我，因为他不但戒了酒，还单打独斗闯出了一片天地。

尽管如此，有好几年我心里都因这位患者而怀有内疚，因为我背着他开了那张诊断证明，虽然我确定只有这样才能解救他。而且事实也是如此，他一被释放，神经症马上就痊愈了。

行医期间，我总是被人类心灵对无意识所犯罪行的回应方式深深触动。毕竟，那位年轻妇女最初并未意识到自己亲手杀害了自己的孩子。然而，她却变得仿佛在表达强烈的犯罪意识似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