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的朋友在杭州老师讲过一个故事:有一位老红军有失眠的问题,整晚整晚地盯着天花板看,就是睡不着。他非常痛苦,不得已去精神科看医生。医生说:「你在骗人吧?盯着天花板一会儿就困了,怎么可能看一晚上还睡不着?」
老红军急了,说自己没骗人,真睡不着。两人争执起来。
最后老红军拍板:我今晚回去就证明给你看。我睡着了我就是老杂种!
医生也拍板:好,你要真一晚上不睡,明天再来找我。
我们设想一下那天晚上会发生什么事?老红军躺在床上(气鼓鼓地,当然),死盯着天花板,保持十二分的清醒。——看起来与其它晚上并没有不同。然而,「睡不着」这件事的意义,有了微妙的变化。它不再是一个隐疾,一团包袱,一个必须独力面对又无法战胜的宿敌,而是一条饱含骄傲与荣光的宣言:看!我是对的!
他睡不着,他恰好需要自己「睡不着」。也许是有生以来第一次,他无须对抗那样的症状,只要维持那一份痛苦就好。而毋庸置疑,他是极其擅于维持「睡不着」的,在这件事上绝没有失手的风险。这下好了,正好给那庸医一个好看!
于是在那个漫漫长夜,那个睡不着的老红军,他孤枕难眠的痛苦有了意义。床变成了战场,医生成了敌人。天花板上长着医生的眼睛,而失眠正是抽对方脸上的一巴掌。利用自己阴魂不散,如臂使指的痛苦,老红军要打一场手到擒来的胜仗。
——这种感觉让他宁定下来,然后,不知不觉睡着了。
这个故事最有趣的地方在于,医生似乎什么都没做。但是,病人失眠的症状又确实被(至少是暂时地)治愈了。因此,放弃治疗反而成为了一种治疗。问题在于,在这段什么都没做的,不是治疗的「治疗」中,真正有效的成分究竟在哪里呢?
可以有很多种建构答案的方法。我个人最喜欢的一种,就像我前面论述的一样:症状的意义有了改变。——发生这一改变的关键在于,它被另外的人看见了。
看见的意思不仅仅是「看」,也在于赋予一样事物以意义。譬如桌上放着一件物品,当我们看见它的时候,我们才意识到,这件物品是个杯子。我们通常的看法是:杯子就是杯子,杯子一直摆在那里,不管有没有人看到,它都没区别。但我们认识这件事的过程恰好相反:假如没被人看见,它在我们的心里其实什么都不是,什么也没有,跟一团虚空没有区别。直到被人看见了,它的存在才进入我们的视野,获得「杯子」的命名,「这里有个杯子」的认知才得以确立,并作为经验保存下来。
对这个老红军来说,失眠就是一项困扰已久的症状。他当然不会想要仔细「看」这个症状,他对症状简直一点都不感兴趣,恨不得立刻摆脱它。——然而,我们都知道,正是这种「恨不得立刻摆脱」的焦虑,滋养了症状发展壮大。它像个死缠滥打的小流氓:你越是惊慌失措想绕开我,我越是饶有兴致地挡你的路。
当医生对这个症状表达好奇的时候,他同时传递了一种对本质的关切。他想「看」这个症状,不是诊断,不是摆脱,也不是治愈,不是将它作为某种表面的名相而给予敷衍的回应(接纳它吧,比如),仅仅就是去看,作为整个人的一部分。
看见的不是失眠这两个字。而是一个固执而强硬的老人,瞪大眼睛对着天花板,面对无力掌控的长夜和日渐枯朽的躯体,心底那一份无可言说的,隐秘的惊惶。
看见在那夜复一夜的搏斗里,老人如何丧失了对自己的信心。
很多时候,人们会被孤独感所困。孤独可以发生在热闹的场所,可以发生在同床共枕的两人之间。不在于关系的多少,远近,而在于我们的存在——至少是其中的一部分——无法与人发生交会。这部分没有被看见的,我们通常叫做「秘密」。
我们每天都在制造秘密。比如说吧,上周我女儿的幼儿园搞了一次防骗演习。陌生的大人用零食和玩具勾引小朋友,把他们「拐骗」走。老师通知:我女儿已光荣受骗,希望家长加强安全教育。教育的意思,就是「不认识的人给你吃的,玩的,你不可以接受」。要很严肃,作为一条强硬的规则让她服从。但在这个时候,女儿也许会想:「可我确实喜欢吃的和玩的啊」。然而当她看到大人的严肃和强硬,她意识到这部分感受是不能说出口的。「难道,是我有毛病?」这样,就产生了秘密。
所以我教她安全的同时,还要说明:想吃零食,玩玩具,包括想认识陌生人,这些愿望是完全没有错的,每个小朋友都会有这样的愿望。这样,我就说出了她在「安全意识不强」背后的秘密:她想要亲近这个世界的愿望。当她意识到这部分愿望被爸爸看见并承认了,就不会因为自己「受骗」这件事陷于孤独。
同样的事,每时每刻都在咨询室里发生。许多人来寻求咨询,最终只是为了说出一个秘密。有的秘密让人哑然失笑:「你知道吗?我一直觉得自己不够好。」其实谁不是如此呢?——然而,说出来的人,很难想象他们带着着何等强烈的痛苦。有时他们会战战兢兢地,羞愤欲死地,仿佛是掏出一块滚烫的烙铁一样,掏出心底最隐秘最不可示人的部分。但是在见光的一刻,它就会自然冷却。这就是「看见」的力量。让身外的目光一扫,秘密就风化为光天化日下的一段平常经验,而非独自背负的隐秘罪恶。因此,《心灵捕手》里那句台词才会那么打动人:「这不是你的错。」
有朋友在群里求助:家人得了「疑病症」,老是疑神疑鬼,怀疑自己得了绝症,到处做检查也检查不出什么毛病,可他不相信,还是四处求医,该怎么办?
大家纷纷出主意:用安慰剂骗骗他啊,看书啊,放松训练啊,去精神科诊断啊。
我的建议是:一个人得了病,又没有地方能治,首先应该体谅他的感受。
有人不以为然:有什么好体谅的?明明检查过了,根本没病。
我说:第一,从逻辑上来说,只能说暂时检查不出病,却不等于没病;第二,站在他的角度上想想,得了查不出的病别人还不相信他,心里会是什么滋味?
作为咨询师,我们常常被寄予的期望是:改变来访者的症状。这可以理解,因为症状是如此的讨厌。然而不应忘记,症状总是来访者自身循环代谢的一部分,而非附体的某个邪灵。因此,不由分说对它采取拒绝的态度,就可能面临这样的风险:我们拒绝了这个人的一部分。也因此,我们可能会失去「看见」他的机会。
我们介入(干预)一个人,或者一项症状的过程,本身就应该以「看见」为前提。「看见」就是干预。它是一种最温和的干预,无为又无所不为。有的来访者对此不理解:为什么你从来都是听他说,却没有给实质性的改变建议?但就在这个「什么都不改变」的过程中,改变发生了。——对「症状」的态度改变了。
有时我们也把这个过程叫做「接纳」,更玄一点的说法叫「放下」。这两个词在心灵鸡汤里已经说滥了。但它们太像一个空泛的概念,而非一个具体的实实在在的行为。我们说:好吧!我要接纳自己的不完美,放下掌控睡眠的执著,不就是失眠吗,多大点事!可以!接纳了!不往心里去!——我们在心里默念一百遍,然后呢?我们屏息期待奇迹的发生。但是当然,我们等到后半夜,一毛钱变化都没有。
这是因为我们当我们说「接纳」或「放下」时,我们就没有真正地接纳或放下。我们只是在用这些词来防御真正的痛苦。说回到「疑病症」的那个例子,我们无论是试图治疗「疑病症」,还是接纳或放下「疑病症」,本质上都还是在掩盖我们的不耐烦:这不是没事找事吗?好好的一个人成天往医院跑,这得耽误多少事?影响多少工作?忍一下不就好了吗?理智的部分和感受的部分在这里产生了隔离(说不定,病人自己也分成这样两个部分)。理智的部分不愿意承认这种「得病」的感受。
如果凑近一点,就会看到「疑病症」这三个字只不过是一套强盗逻辑。它本身什么都不是,仅仅代表一部分对另一部分的否定:你觉得是这样,我们觉得不是这样,这是你的错。因此,如果我们只看着这个标签,我们就看不见一个病人的痛苦:无论外人如何判断,对这个人来说,他「得病」这件事是真实的,他因此而产生的痛苦也就是真实的。我们对一个人真实的痛苦视而不见,怎么可能有接纳或放下?
「这不是你的错。」罗宾·威廉姆斯扮演的治疗师说。
上星期,学校找我做一个亲密关系的讲座,题目是《我们可不可以不吵架》。我说:不可以。于是把题目改成《我们该如何吵架》。题目有点怪(作为报应,来的人也很少),但说真的,人们居然想把「吵架」排除到正常恋爱经验之外?
我们时常如此,用类似于症状这样的标签来否定真实经验。这部分经验便从我们整体的人生经验中被隔离。「抑郁」、「拖延症」、「成瘾」,或是「人格障碍」,我们摒弃它们,仿佛从我们身上剜除一块块看似腐烂变质的坏肉。但随着我们发明的标签越来越多:「负能量」、「绿茶」、「直男癌」、「穷人思维」……我们所余无几的生命经验越发千疮百孔。我们甚至羞于直面自我,更不用说让他人看见。
最后讲一个吵架的故事作为结束。一对夫妻总是控制不住吵架,他们无比苦恼,求助于婚姻咨询师。咨询师并没有给任何建议,只是借给他们一台录音机,说:我必须先知道你们吵架的具体过程。下次你们吵架的时候,记得先按下录音按钮。
后来的结果,跟开篇的故事非常类似:下一周,当这对夫妇再次见到婚姻咨询师时,他们不得不满怀歉意地交上一盘空白的磁带。——这周没有吵架。原因很简单,每次他们已经控制不住要吵架的时候,只要按下录音按钮,一切就改变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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