近几年来,中国青少年的自杀率居高不下,甚至位居世界第一。
据相关数据统计:每年约有10万青少年死于自杀。
每分钟就有2个人死于自杀,还有8个自杀未遂。
在自杀者的年龄排列中,12岁占第一位(40.3%),其次为14岁(22.7%),11岁和13岁(13.6%)。
在自杀者的性别对比中,女孩子远远高于男孩子:女孩占(72.7%),男孩仅占(23.7%)。
2020年3月27日早上7点40分左右,正值疫情期,深圳两名只有14岁的初中女生相约坠楼,后经抢救无效双双身亡。
4月12日,盐城市区一少年因父亲不给玩手机,跳河轻生,幸好被民警营救;
5月12日,一名南宁12岁男孩坠楼身亡,疑因玩手机被家长责备。
5月30日,安徽黄山某学校,一名学生因控制不住自己玩手机,留下遗书,跳楼自杀。
6月4日,江苏10岁小女孩缪可馨,在上完两节语文课后,疑因老师的作文批语“传递正能量”,而冲出教室,翻过四楼围栏跳楼身亡。
6月4日,一名12岁六年级小女孩留下一封遗书,希望父母能复婚,而纵身从教学楼上一跃,结束自己的生命……
自疫情爆发后,学生的自杀率就直线上升。
我身边的同学和认识的很多朋友,都在各个学校担任心理老师,听到学生自杀的消息也是络绎不绝,很多消息也被学校和政府所压下来,怕引起不好的影响,如担心引起学生的模仿,就像富士康跳楼事件一样。而如今心理老师们所参加的教研与培训,大多也都变成了抑郁自杀的预防。
就在半个月前,我和我大学舍友约好一起打球,他突然就被学校领导叫走,原因是学校有个初二的学生,留了封遗书给班上的同学,随后就失联了。家长和校方老师四处搜寻无果,最后学生选择了跳海,被路过的人救起,警方随后联系了校方,好在后来并无大碍。
很多学校的心理老师在这段时间也是过得如履薄冰,自己学校里的学生自杀,难免引起心理老师的愧疚与自责,就像在治疗抑郁症时,来访者自杀后,引起咨询师久久难以平复的创伤一般。
而与朋友们谈论到现在学生们的心理问题时,一致的认为,主要原因还是来自家庭的影响。
在疫情期间,由于不能外出、到学校上课,相当于是学生少了跟同伴一起交流、玩耍的时间。每天要面对的就是家。
原本学生在家庭里受到的压力,或许还能在学校或其他场合,通过跟同辈的交流,有一定的缓解、释放,但疫情的发生,减少了疏通心理压力的来源,增加了心理压力的源。所以导致了自杀率的上升。
为什么说同辈之间的活动在青少年中,相当重要呢?甚至能起到预防自杀的作用。
根据玛格丽特 马勒的分离个体化理论,第一次分离个体化是在0-3岁。这个阶段孩子主要完成的是在身体层面与父母的分离。第二次分离个体化是12-18岁,主要完成的是心理上与父母的分离。
根据埃里克森的人格发展八阶段理论,我们知道12-18岁孩子面临的一个主要任务是自我同一性,自我同一性的根本意思其实就是找到自我。一个区别于父母与其他人的自我。
这个时期刚开始时,而由于心智的尚未成熟,是很难做到独自一人去完成探索(找寻自我),但又由于急于证明自己已经长大,已经不是父母的附属品,往往会走到父母的对立面。
脱离了父母的青少年,面临重重的困难,这时就需要有一个团体来承接住他们,相互支持、鼓励,同时向外探索,找寻自我。
青少年的同辈团体,就相当于第二个母亲,是青少年的第二个安全岛。
在0-3岁时,母亲是作为孩子的安全岛而存在的。孩子常会以母亲为中心,向外探索时,当碰到挫折,会返回到母亲的身边,寻求安慰以及鼓励。就在不断的反复过程中,孩子确认了即使自己碰到任何困难,母亲都会在身边支持自己,在心中内化了母亲的形象,形成了基础的安全感,自此完成了与母亲基本的分离。
在12-18时,孩子依旧要向外探索,由于与父母的关系变得复杂,而不再将他们作为安全岛,此时的安全岛是同辈团体,在承担这部分功能。此时的孩子们,相互的鼓励与支持同样会稳固了向外探索的动力,最后从这同辈团体中孵化出来,形成独立的自我。
所以我们就往往能看到初中生的孩子,往往是成群结队,无论做什么事。直到高中开始形成独立的自我意识,完成探索时,才会出现比较独立的身影。可以看到青少年相互之间互动的重要性。在缺少这样的互动下,心理很可能面临着停滞不前,甚至退行至病理状态的风险。
疫情期间减少了人们的外出和交流的空间,天天呆在家里,这样的状态本身就很像抑郁症发作时,社会活动减少的表现,这样压抑的生活状态,很容易诱发本身就存在心里的抑郁状态。且对于青春期精力旺盛的孩子,精力一下无处释放,必定导致一定程度内在的紊乱。
在这个过程中,疫情相当于催化剂,最主要还是在于抑郁的根源。家是我们从小生长的环境,我们的心里也跟家息息相关,而且我们的心里创伤主要来自父母。这里不是要去责怪父母,父母本身在他们的原生家庭中,也有很多的无奈和创伤,这些没跨过去的坎,就会很容易形成创伤的代际传承。
在这里,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,导致自杀和抑郁的原因有很多,我只说几点有共识性的特点。
现在父母父母辈,多是7080后,这一辈的人生长的环境,经历了中国的改革开放,经济的快速发展。相当于从物质匮乏的年代,到了物质丰富的年代。
在物质匮乏的年代,人们的心里主要考虑的是现实层面的问题,饥饿冷暖。
按照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,人的需要由生理的需要、安全的需要、归属与爱的需要、尊重的需要、自我实现的需要。满足了底层的需要,才会发展为很高级的心理需要。
一个人在吃不饱穿不暖的时候,是不会考虑自我的价值的。
而7080这一代的父母,刚好又赶上房价上涨之前的年代,很多家庭也解决了住房的问题,也就是安全的需要,而最后留下的则是关于归属、爱、自我实现的问题。
这里就会形成一个反差和误解,在父母眼中,因为他们自己看重吃穿冷暖,他们自然的会认为孩子只需要这些照顾。当年心中的匮乏感,儿时没得到的满足,投射到了自己的孩子身上,拼命满足他们。实际是在满足自己心中没吃饱穿暖的小孩。
而孩子们现在需要的是更多的关心、沟通、交流。而父母在这方面是缺乏一定的知识和经验,因为从来也没人关心过他们的心里,他们自然也并不明白如何和孩子形成良性沟通。
关于自尊的需要在亲子关系中又是如何体现的呢?
不得不说,中国的父母普遍是具有“长征”精神的,能长时间的忍耐、吃苦,但同时中国的父母又擅长将家族的希望、尊严、面子寄托在孩子的身上。比如说《长江七号》中,父亲为了孩子上贵族学校,可以忍受非人的磨难,牺牲自己的尊严乃至性命。这种父子关系可以说是近代中国平民乃至农民家庭结构的典型代表。
这种带有自虐般的精神,同时也会转移到对孩子的教育中。中国整个学习环境,相比起国外的学习环境,已经不是用刻苦可以来形容,往往也带着些许虐待和自虐的味道。
在这种环境下,我们可以看到孩子的自我理想、自我价值感、以及情绪和认知模式都是和父母紧紧联系在一起的。
鲁迅说,中国人是合群的自大。正是说明了中国人的自我部分都是外化式的,关系式的。这样的群聚性的自我主要还是和中国的农村社会有关,在一个人口众多、国家无法提供足够的保障的社会,自我必须是关系性的,才能提供足够的安全感和稳定性。简单地说也就是父母后半辈子还指望着孩子,而不是负担已经很重的社会。
而且如今在家庭结构上有了一个置换,形成强烈对比。以前的家庭结构是三角形,一对父母,一群孩子。现在是一个孩子,一群家长,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叔叔阿姨等。可想而知倒三角的结构,压力最大的是最底部的孩子,要面对多个家长,更是无处可逃。尤其是在疫情期间,家长放下了手头的工作,更是有空在家天天盯着孩子。
如此一来大家更能明白现在孩子们心里在承受着什么样的压力,尤其在缺乏心灵滋养和同伴支持的时候,更是难以承受这样的心理压力,自杀不过是逃离这巨大压力系统的一种方式。
自杀的方式有很多种,大可选些不太痛苦的。而为什么大部分学生选择的是跳海、跳楼?我想这无非是在表达:我无法呼吸了,我想要自由,自由地飞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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